1914 年，日本和德国在中国打了一场争夺青岛的战争，日本历史称为日德战争，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唯一一场发生在亚洲的战役。虽说这场战争发生在中国本土，但着实跟中国没什么实际关系，这只不过是两家列强在中国争夺自己的利益。即便如此，这片土地对于当时的北洋政府而言，也不过是在卖国条约上可以作为一份筹码的存在，唯一在乎这片土地的，在那个时代，也许只有一些青年学生，日后因此而发起的五四运动，则是后话了。如果说，还有谁真的在乎，那就只有时任大总统袁世凯了，不过两年后他忙着称帝，大概已经忘了这件事。

日本得到青岛后，自是志得意满，这片被德国精心经营多年的土地，拥有大量现代化设施和军事要塞。战争结束后不久，日军大将 神尾光臣 外出巡逻，无意中走进青岛一所乡村小学堂。这所小学的先生见过些世面，允许神尾大将尽情向小学生发问。于是神尾大将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当今的中国谁最伟大？

小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孙逸仙。

神尾又问：那么日本呢？

小学生们毫不迟疑地齐声说：福泽谕吉。

日本大正初期著名的民本主义者 吉野作造 在他的《公人之常识》中记录了这件小事，当他把此事告诉友人，对方“顿时骇然失色“。吉野由此指出：“总之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孩子比日本人更知道日本。”

显然，自古以来没有人敢小看中国的小学生，那么连中国的小学生也不敢小看的 福泽谕吉 究竟有何高明之处？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即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来就有贵贱上下之别的......事实告诉我们：人要是不学就没有知识，没有知识就会成为愚人，所以贤愚之别是由于学与不学所造成的”。 —— 福泽谕吉《劝学篇》

个体独立与科技发展

坚持不走官途的 福泽谕吉 不仅批判学者的官僚化，还主张消除”权力偏重“——社会价值集中于政治权力的传统倾向。他极力强调经济、学问、教育、宗教等各个文化领域的独立性，并由此一贯反对政府对这些领域的介入。他认为，要使这些文化领域的多样性和自主性的发展成为可能，其根本前提在于培养具有独立性的人民。所谓“独立的精神”，在伦理上指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在逻辑上则指客观有法则地把握认识对象的方法。他认为这两者是近代欧洲文明优越性的根本秘密。

无独有偶，李约瑟在研究中国近代科技为何落后等问题时，得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在历史上首次统一之后，官僚制度的政府一直在实行中央指导性政策。当然，也有人认为李约瑟所认为的“封建中国“这个概念存在争议，不过这与本文无关。这种制度在正面产生了科举制度的选拔，使得中国高效集中了大批高级知识分子，不仅将中国管理得井井有条，还同时发展了实用化的科技，各种科技成果至今仍值得借鉴；但其负面效应，则使新观念难以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没有竞争体系，用现在的话说，缺乏真正可靠的技术评估体系。商人从未获得过与官员一样的平等权力，这使得中国科技通过商业型态难以发展，只能靠官僚体系来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比较优质的例子是沈括和苏颂这两位不可多得的科技通才，同时也是有所作为的官僚。但也就仅此而已，依靠一两个水平高超衣食无忧的官僚，推动一两项国家级工程也许还可以，想要让某个科技体系建立并发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而如果试图构造这样的先例，不仅成本过高，连成功的希望都从未曾看到。

图灵建立的计算理论已经过百年了，这二位的思想也已经过百年了。这似乎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有些东西并不会因为时间而褪色。

从历史上这两位如今小学生不一定知道的学者所阐述的观点，我们不难读出这样的意思：个体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独立，是科技发展的必要条件。显然，我们应当更多地寻找这样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想要阻碍科技的发展，只需要破坏这些必要条件即可，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划出一个范围，好让这种破坏远离我们建设的努力。

开源社区：平等独立的科技实践

“对各项科学都实事求是，就每一事物深切追求真理，以满足当前的需要......如果大家不分贵贱上下，都爱好这些学问，并有所体会，则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了。” —— 福泽谕吉《劝学篇》

如果我们把这种实践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结成的各种关系总和，那么开源社区本身就是一种装载各种人际关系的容器。所以开源社区的本质就是搞关系，无论你是否承认。

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你是否曾经给某个开源项目提交过补丁？如果有的话，不妨数算一下花了多少时间去说服别人接受你的补丁，多少时间耗在技术本身？

对于小规模社区，影响力尚小的开源项目，也许三两句话就能搞定，当然前提是你的补丁足够简单。对于大而有影响力的项目，也许需要几个 senior 一年以上的投入去修改去说服社区。

为什么会出现关系大于技术的现象？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会认为技术是技术，关系是关系？

技术即是关系，工程化（比如敲代码）只不过是技术的上半部分，技术审查（比如 code review）以及社区沟通接受补丁则是下半部分。一个人单枪匹马敲代码并不是搞技术，当你最终发布出来，接受别人的批评或者赞扬时，以及推广给更多的人时，你才是在搞技术。

开源社区最大的价值，在于构建了一个平等独立的关系总和。如果它走向某种官僚化，那要么消亡，要么产生 fork——产生 fork 也许不好，这说明至少有两部分人的关系破裂了，技术走向了分裂。但那仍然是技术发展的一部分，它只是增加了技术的成本而已。

不止技术是搞关系，科学同样是搞关系，否则你的理论不被承认就会走向消亡——如果你经常去一些级别不要太低的学术会议，就会明白这样的场合的关键意义就在于 make connections 而不单纯是享受会场的美食。还有，如果你受爱因斯坦牛顿感召打算奉献自己的人生给学术，结果投递材料给导师的时候，因为一段学校时光缺乏导师的推荐信，而被某些老师以奇怪的姿态拒绝，而这种情况还十分普遍，你就开始切身体会科学不是闭门造车真正的含义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科技包含了一个特定群体的关系变迁。虽然就历史而言，这些关系发展之初未必很平等，但人类的科技就是在这种追求平等而崎岖不平的路上不断延伸。直到开源社区的出现，那个在人类心目中的乌托邦下凡了，它植根于人和人最平凡的关系之中，跨越了国家、性别、种族、肤色，有所理想却又没有脱离时代背景，与产业需求和商业化巧妙结合，使得它成为人类社会中一个真实而特别的存在，它再也不是乌托邦，也无需担心其消亡——因为它经常消亡又频繁诞生。

华夷之辨：致命的自负

“至于象中国人那样，觉得除本国以外似乎没有别国存在，一见着外国人就呼为夷狄，把他们看作四只脚的牲畜，贱视他们，厌恶他们，不计量自己的国力，而妄想驱逐他们，结果反为夷狄所窘。“ —— 福泽谕吉《劝学篇》

显然，福泽谕吉 没有生活在这个时代是一种幸运，他说出这样的观点，没有遭遇战狼的群口相声，而是得到那个时代小学生和老师的敬仰，作为一个侵略国的文化符号，获得了落后而渴望进步的国民的认同。在那一刻，双方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强者，似乎还未能确定。

既然如此，我们也就没有必要用一种难以翻译的、刻意迎合中国读者却不符合文法的中文：搞技术以及搞关系，来描述 technics export 以及 make connections，不妨就用”技术输出“以及”建立联系“。只要是普适的，就不需要某种以文化为藉口的隔离，这听起来才是一种平等关系的升华。毕竟，所谓“搞关系“也包括一些对科技毫无价值的操作，很明显，至少在国际开源社区，想要通过请客吃饭让一个 patch 得到接受，听起来是一种滑稽的做法，并且不太可能取得成功，更不可能长期这么做。

据前节论述，既然“建立联系”对于科技很重要，那么完全自主的科技实践就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东西。自主，乍一听似乎就是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也不承认来自外部的贡献。对于一些封闭而特有的文化而言，“自主“似乎是天然存在的。但对于科技这种普适的东西来说，是不可能隔离外部和内部的创造的，甚至很多时候连区分哪些是内部产生、哪些是外部产生都很难。而这种区分对于创造性毫无意义，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理性地忽略它。

人无信不立。在开源时代，遵守许可证是最基本的“信”。在这个前提下，利用国际社区的成果做自己的东西，再将有价值的贡献回馈到社区，这是开源社区里所应当的运作模式。另一方面，这种“信”能够帮助我们积累良好的 credit，进一步提升我们在社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在这样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下，毫无必要地自创一派、或者胡乱抄袭一下声称自己开辟一条新路，这些都是自欺欺人。

在科技这个事情上，没有华夷之分。全世界都在往同一个池子里注水，也从这个池子里挑水喝。脑子聪明的人整天想的不是怎么再打一口井，而是赶紧从里面努力挑点水喝（满足自我），并且挑水回馈，获取声望。形成正反馈，这才是明智之举。

举国炼钢：运动大于实质

科技作为一项现代国家的重要资源，“可控”似乎是一个合理的需求。

那么“可控”是否就等同于“自主实现中国自己的xxx”呢？

很明显不是，这种思想不过是华夷之辨的一种变形而已。

要做到可控，完全有更好的路子：

比如提高英语学习的比重，普及开源社区的知识，让更多的贡献者能够到国际社区做出优质的贡献，获得更高话语权；

比如扩大国内企业使用国际开源项目的比例，让国际开源社区认识到中国存在真实而巨大的市场，并且能将经济利益输送回开源社区；

比如以某种合理方式激励国内开源项目的发展，并且在产业界形成正反馈，让国内开源社区能够形成正反馈。

当然，所有以上的方法，都务必遵照前述结论——保持技术个体的平等和独立。

很明显，举全国资源集中在几家头部企业，让它们带着政治任务去做一些形式上似乎合理的事情，在如此巨大的风险之下，其意义究竟有多大？政治任务只不过是政治任务，它也许可以解决某方面政治需求，除此之外，关于技术主导权，它到底能提供多少收益？

到头来，钱花了很多，支持者的热情燃烧了很多，然后一无所得，最终结果就像 Green Day 的歌词一样： When masturbation's lost its fun. You're fucking lonely.

有人说，最后的结局会不会变成中国足球？我想不会，若是会那还好了。因为中国足球你可以不看，这不影响生活也不影响国家战略。科技产业如果陷入这种状态，就类似屎不好吃，可你饿得慌，只有这个可以吃，garbage in, garbage out，无限循环。

有人也许会说，这需要时间，这是个长期的事情。

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不过硅谷的风险投资周期不过 8~10 年，在这样的周期设置内，已经涌现了大批优质科技企业和产品。

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炼钢花了多长时间：

芯片产业至少是 2007 年就在投入，到了 2022 年，当初所谓的弯道超车梦幻团队的几位大咖全都因为各种问题进了局子，这就 15 年过去了，今年确认要继续二次芯片投入；

电子产业主要靠华强北的山寨模式，在清零和脱钩的双重冲击下已经摇摇欲坠；

软件产业，面向全球靠市场化运作的一些公司取得了不错的成就。而倍受注目的鸿蒙操作系统和方舟编译器，似乎没有交出期望中的答卷。方舟编译器在产业的期盼中销声匿迹，鸿蒙则隔三岔五就要卷入了套壳安卓的争论当中。

作为目前世界上投资规模最大的 Linux 发行版欧拉，似乎并没有真正体现出其应有的预期价值，在万众瞩目的期待下表现平平无奇，只能依靠企业市场的甲方指定来确保市场份额。

当然，我们太渺小，不懂大政策。或许国家真的在下一盘持续几个世纪的大棋。也许，我们可以制定一个比硅谷 VC 更宏伟的投资计划，最低 200 年起步，现在一切才刚开始，希望就在前方！

掐指一算，鸿蒙方舟还没到十年，还有机会。加油吧！美帝列强停下来休息目送我们发展，就为了看到我们成功那一刻。

I respect those who tell me the truth no matter how hard it is. ——《教父》

快感之后的空虚

无论是一国、一个产业、一家公司还是个人，若缺乏真正有担当的长期愿景，短时间内的刺激之后所剩的都是难以填补的空虚。

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对此持悲观态度。就算一切都失败，也不过就是再过个十几二十年等到下一个发展周期，无非是一个失去的二十年。只不过对于个体而言，半辈子可能就过去了。对于科技从业者来说，荒废二十年再崛起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到那时只能给下一代加油助威了，祝愿他们不要遇上同样的人生——如果还有钱养下一代的话。

究竟是重新定向，还是一条道走到黑？这也许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种态度。不同的选择，意味着不同的态度。

然而积极仍然是必须的，我们身在此山中，保持积极也许还能走出深山，不过方向得对才行。当然也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态度决定了人生。

事情没做好，不代表不能发财。只不过，做的木匠活儿，却挣了挑粪的钱，这样来钱路子有点儿不正。

与其这样，当初就没必要学木匠手艺，好好研究粪便，当个粪霸，名利双收。

不亦乐乎？